序    言            
      
      
      
          《沉默的羔羊)还不能算是经典,可“名著”的殊荣它还是当之无愧的。一部书,印到
      四百万册以上,无论如何其影响力不能低估。《纽约时报)一九九二年的畅销书排行榜上,
      《沉默的羔羊)稳稳地坐着第一把交椅,而根据它改编的同名电影又在本年度一下获得了五
      项奥斯卡大奖,这一来更是推波助澜,使这部以悬念及恐怖著称的小说在全球范围内达到了
      家喻户晓的地步。
      
          我大约三年前在一个朋友的家中看到了《沉默的羔羊)。那是原版录像。看之前并不知
      道它讲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只是从“美国之音”中获悉这是部奥斯卡获奖片;既然是获奖
      片,似乎总要刮目相看。于是乎看了。想不到竟是这么一个叫人从头至尾头皮发麻手心捏汗
      的故事!尤其是男主人公那双怪异的褐紫红色的眼睛,久久地留在我的脑海中,让人感觉着
      异样的不安与激动,怕想到它,又忍不住要去想,仿佛儿时在黑暗中坐在小凳上听大人讲红
      眉毛绿眼睛的鬼怪故事。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恐怖的故事,为什么竟取了《沉默的羔羊》为
      名呢?影片虽然在男女主人公的对话中几次提到“羔羊”一词,可自始至终“羔羊”的影子
      一次也没有出现。当初看片子时因为一直处在头皮发麻手心捏汗的紧张状态,倒没有想到这
      个问题,所以直到今年夏天翻译此书之前,对此一直不甚了了。
      
          署假开始前不久拿到小说,花了两天时间通读一遍。结果发现,“沉默的羔羊”是译错
      了!从字面看,至少也该译作“羔羊的沉默”(TheSilenceoftheLambs)。但即使“羔羊的
      沉默”也不对,不符合全书的主题。女主人公美国联邦调查局实习特工克拉丽丝。史达琳出
      身寒微,父亲是家乡小镇上一名巡警,一次夜间巡逻时碰上两名窃贼兼瘾君子,以身殉职。
      母亲白天在汽车旅馆做帮佣,夜晚到咖啡馆当厨子,以此艰难地维持着一家的生活。两年
      后,史达琳被送往蒙大拿她母亲的表姐家中寄养,年幼的弟弟妹妹仍留在母亲身边。当时史
      达琳只有十岁。母亲的表姐及其丈夫是牧场主,牧场上放养的主要是羊和马,可这些牲口大
      多有些毛病,不是腿瘸就是眼瞎。它们宰杀后被做成胶或肥料,活着拉走的则将成为狗的食
      品。史达琳发现这一切后,一颗童心受到强烈的刺激,她想救这些可怜的牲口,可是年仅十
      岁的一个小女孩儿又能做些什么?她决意逃离这个牧场,心想至少可以带走一头牲口——她
      到牧场后成了她好伴侣的一匹有眼病的母马“汉娜”。一天夜里,史达琳从黑暗中惊醒,她
      听到了凄厉的尖叫声。是春天的羔羊,它们正在牲口棚里遭宰杀。史达琳终于下定了出逃的
      决心,否则她的“汉娜”也性命难保了。她就这样离开了牧场,来到了实际是孤儿院一类的
      慈善机构,“路德会教友之家”。
      
          这一情节在全书所占的篇幅不多,但它却是史达琳的一大心病,在她幼小的心灵上刻下
      了深深的创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她以后的人生路径和理想抉择。家贫,父死,孤儿一样
      漂泊的童年,唯一的出路是读书,在读书中竞争,在竞争中取胜,由此出人头地,为父母争
      光,为史达琳家族争光。蒙大拿牧场七个月的寄养生活使史达琳明白了什么叫任人宰割,什
      么是弱者的呼号。孤苦无援的史达琳自己就是个弱者,从羔羊遭宰杀时发出的尖叫声中,她
      或者依稀联想到了自己的命运。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她跑了。以后她靠着岁月风霜锻炼
      出来的坚毅与刻苦,靠着她的“武器”——在竞争中战胜所有对手,一步步与命运抗争,逐
      渐向自己的理想靠近。她读完了弗吉尼亚大学,获得了心理学与犯罪学的双专业证书,然后
      进了联邦调查局的行为科学研究部当实习特工。至此,应该说史达琳是成功了,在史达琳家
      族的历史上还没有一名成员曾经走到这一步,只有她的一位叔叔将其大学专科的学位刻到了
      自己的墓碑上作为荣誉的象征。可是,史达琳似乎并不满足,虽然她在行为科学研究部的实
      习成绩都很不错。所以,当研究部的头儿杰克·克劳福德召见她并指示她去接触被关在精神
      病院的“食人魔王”莱克特医生时,史达琳感到机会来了。所谓“行为科学研究部”只是委
      婉的说法,实际是指联邦调查局内专门处理系列凶杀案的部门,面对的都是些地狱一般的罪
      孽与残暴,所以不用说是一位年纪轻轻的女实习生,就是久经风雨的老手,对此也不太敢问
      津。事实上,克劳福德从前的一员虎将威尔就被莱克特用裁油地毡的刀划破了肚子,脸上则
      跟“被毕加索画过似的”。精神病院的一名护士被他撕裂了。以前一名也曾想接触他的调查
      人员,最终是连自己的肝也没有保住,叫莱克特给拌着豆子吃了。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妨
      碍史达琳毅然接受克劳福德交给的任务。克劳福德问她是不是“容易受惊吓”?她巧妙地回
      答说:“现在还没有。”如果她只答一个“不”,显然就太虚假,太英勇,不能叫人相信;
      如果给一个肯定的回答,那到手的机会眼睁睁地就要失去。史达琳接着问克劳福德为什么选
      中了她去干这份工作,克劳福德回答说:“主要因为你是手头可以找得到的人。”很干脆,
      直截了当。克劳福德开始其实没抱多大的希望,他找到史达琳只是因为他的手下实在派不出
      别的人来了,“老一套——人手不够”。可史达琳一听这话心里就明白了:这是一次机遇,
      更是一次挑战,她要好好把握并利用这机遇,接受这挑战,出色地完成克劳福德交给的任
      务。
      
          本来,事情往下发展也就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了,因为克劳福德派史达琳去接触莱克特的
      目的,主要也就是想从这位超凡的精神病专家那里得到一点精神病学方面的帮助,希望他的
      回答多少能有助于行为科学的研究。史达琳则可以利用她特有的魅力,让沉默了多年的莱克
      特开口,然后顺利交卷。莱克特确实开口了,可他不愿接受调查问卷上的那些心理咨询,他
      根本就对那一套不屑一顾。他最感兴趣的是津津有味地鉴赏别人的痛苦以及细致入微地攫取
      他人的隐私。他又好炫耀,炫耀其学问和精明。他认为他有非凡的洞察力,能看透一切。他
      认为至少在他的领域自己是超一流的。所以当史达琳第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一眼就看
      出了她卑微的出身和争强好胜的性格。他开始猫玩老鼠似的逗玩这位实习生。他开始吊史达
      琳的胃口,主动提及行为科学部一直在设法缉拿却始终没有成功的杀人凶犯,剥了五张人皮
      的性变态者“野牛比尔”。他这一提,倒还真把史达琳的胃口给吊了起来,从而也就引出了
      全书那惊心动魄的主线:追捕“野牛比尔”。
      
          线索是莱克特首先提供的,然而他又不直接告诉你;更甚于此的是,每到关键时刻或每
      当你差不多摸清了头脑时,他就不再往下说,他要你把你的隐私告诉他作为继续往下谈的条
      件,就是要“投桃报李”,史达琳深埋在心底的邻段童年的故事就是这样被莱克特一点一点
      地挖出来的。他知道史达琳在“野牛比尔”的案子上会坚持到底的,因为从她在蒙大拿牧场
      的那段经历莱克特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到,史达琳的心中其实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尖叫,那便
      是可怜的任人宰杀的羔羊。在他俩最后一次见面时,莱克特问史达琳,“是不是现在仍然会
      半夜里醒来,在铁一般的黑暗中醒来,听到羔羊在尖叫?”史达琳没有否认。莱克特接着又
      问,“要是你亲自抓住了野牛比尔……你是否认为就可以让那羔羊不再尖叫?”史达琳说是
      的。如果说史达琳童年时在牧场听到的羔羊的尖叫声是真实的话,那么她长大后心中时不时
      听到的羔羊的尖叫声更多的是具有了象征的意义,它代表了弱者、受害者,象征了这些人在
      孤苦无援中所发出的呼号。在本书中,这些弱者、受害者又全为年轻女性,这就使史达琳似
      乎更多了几分切肤之痛。她想象着她们生前的处境,回忆着她们受害后的惨状,最后一切便
      凝聚到一个声音上:羔羊在尖叫,尖叫,尖叫!那是一种召唤,一种不可抗拒的动力,只要
      这声音一天不止,史达琳就不得安宁,她会做噩梦,会半夜里醒来,会不顾一切地闯入一处
      处令大胆的男人都闻而生畏望而却步的罪恶的场所。自然,史达琳最终成功了,她逮住并击
      毙了“野牛比尔”,所以她终于可以“睡得很沉,很甜,因为羔羊已经安静”。
      
          这大致就是这个令人发怵的故事与“羔羊”之间的联系。由此可见,“沉默的羔羊”的
      译法是明显不妥的,不知当初是谁最先赐了它这么个译名。我曾想另起译名,但终于还是打
      消了这个念头,原因是“沉默的羔羊”似乎已为我国广大观众或读者认可,而且,真正研读
      过原小说,了解其中这些细节的来龙去脉的人恐怕并不多,大家关注的多半还是这个故事的
      本身。我也曾征求过出版社的意见,他们也认为改名不妥。这样便将错就错,读者现在看到
      的就依然是一部所谓(沉默的羔羊)。
      
          说实在话《沉默的羔羊》算不上一部怎样出色的文学作品。要说“思想性”呢,也不是
      没有,或者就是揭露了美国社会的黑暗现实吧,但这样的说法实在是一种陈词滥调,也显得
      过于肤浅,因此我更倾向于不来谈它的思想性,它不过一部小说,讲了一个故事,无所谓思
      想不思想。“艺术性”呢,也不见得多么高明,这,大家一读它的文字就可以大致感受到
      了。然而,这又终究是一部畅销小说,读者踊跃地购买与阅读总不能是无缘无故的。畅销的
      原因何在?到底是什么紧紧抓住了读者使他们能手不释卷地一口气将书读完?
      
          书一出来,同样也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在众多的评论中,有一个词出现得最多,
      那就是“悬念”。确实,托马斯·哈里斯是位制造悬念的高手。一如莱克特向史达琳提供有
      关“野牛比尔”的线索那样,哈里斯也很“吝啬”地跟我们讲他的故事。他讲一点停一停,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将我们的胃口吊起来,然后漫不经心地走开了,重新制造一种紧张、一
      个兴趣点,让读者气喘吁吁地跟着他,去接受一个又一个的意外。制造悬念是侦探小说由来
      己久的传统,也是其生命之所在,能否将一个原本平常的故事演绎得曲折多姿,遂成为决定
      侦探小说成败的第一因素。哈里斯以前也曾写过相同或类似题材的小说,如《黑色星期
      天》、《红色龙》等,但显然,悬念的制造都不如在《沉默的羔羊》中这么成功。
      
          另外一点不少评论家也提到了:恐怖。侦探小说大多要涉及到凶杀,凶杀本身已够恐怖
      的了,一般人眼中,血淋淋的场面总是惨不忍睹的。哈里斯在凶杀性质的选择上似乎为读者
      考虑得很少,他不由商量地给你带来一个强刺激:剥人皮!并细致入微地、甚而津津有味地
      跟你描述剥人皮做衣服的具体构思:哪儿开衩,哪儿贴边,哪儿做缝褶……许多看过电影的
      朋友都说不少场面太恐怖,甚至我的一些美国朋友也说看过片子后常常做噩梦。然而,跟小
      说比,影片不过小巫见大巫了,许多细节性的描写在影片中都被略去了。所以,说《沉默的
      羔羊)是一部“恐怖小说”是并不为过的。在一百多天的翻译中,我就历经噩梦的折磨,几
      度在夜半醒来而感觉着恐惧的缠绕。人是奇怪的动物,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偏要去闻去
      见,这也就是大家明知其为恐怖小说却依然要来阅读的原因吧,其情形大致与我开头提到的
      小孩子听鬼怪故事相仿佛,都是感觉着一种异样的刺激或颤栗。
      
          小说的主要人物并不多,除史达琳外,就是莱克特、克劳福德和“野牛比尔”。我以为
      塑造得最成功的是莱克特。他几乎一直被囚在精神病院里,后来虽然挪到了孟菲斯,但依然
      是被困兽一样地囚着。他的活动空间不过一间小小的囚室,他也无法接触看守以外的别的什
      么人。描述这么一个人物是颇有难度的。哈里斯深知这一点,所以只要他一出场,立即就是
      整段整段的对话,其间很少加入作者的议论和评说。对话中,莱克特的个性特点表现得淋漓
      尽致。
      
          这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精神病专家,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自己就是一名精神病人,
      更确切他说是一名心理变态者,“明知自己在犯罪却毫不在乎的精神变态者,纯粹同社会作
      对”。作为精神病医生,他接受有心理障碍的人的咨询,就在与病人的交谈中,他了解到人
      们的各种隐私,而且事情无论巨细,他似乎都极感兴趣。当他把一个人的故事挖尽掏空再没
      有什么值得他费心去探询时,他就把这个人杀了。他一次又一次重复着这种游戏,满肚子装
      的是各式人等的秘密,加上他博及群书,使他对人性有极其深刻的了解,具有非凡的洞察
      力,无论是谁,一言一行都逃不过他那双怪异的“褐紫红色的”眼睛。所以,当史达琳初次
      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一眼就将这个实习生看穿了。
      
          他也好炫耀。发高论时引经据典,回答问题时拐弯抹角。他乐于展示自己的口才与学
      问,十分在乎他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史达琳承认他是他那个领域里的专家,他因此愿意同她
      说话,同时却也越要去维护自己那个精明的、超一流的形象。
      
          但莱克特又终究是个邪恶的魔鬼。他更感兴趣的还是给别人制造痛苦,当别人在痛苦中
      呻吟时,他却很有成就感似地在一旁欣赏。史达琳为了得到侦破“野牛比尔”一案的线索一
      次次地找他,贵为美国参议员的马丁在女儿凯瑟琳被“野牛比尔”绑架后也不得不求助于
      他。身为囚徒,莱克特对此颇感满意。他清楚,手上有那么多条人命的他是休想活着出囚室
      了,所以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就是“玩儿”。他于是玩了。他跟史达琳玩儿,不急不慢真真假
      假地提供他所掌握的线索,还要她“投桃报李”,将自己的隐私告诉他。他跟精神病院院长
      奇尔顿玩儿;多少年前当他刚进精神病院时,奇尔顿试图从他这里得到一些心理方面的答
      案,结果他给的全是错的答案而奇尔顿浑然不知,莱克特事后在有关刊物上撰文,对奇尔顿
      大加嘲讽。他还跟马丁参议员玩儿,在参议员答应了他一系列优惠的交换条件后,他终于说
      出了“野牛比尔”的真名“比利·鲁宾”,而调查人员经过艰苦努力最终证实,“比利·鲁
      宾”只是莱克特玩的一个文字游戏,一个“精神病院里的幽默”连起来它的意思是“胆红
      素”,是粪便里的一种主要色素,前胆红色又恰好是奇尔顿院长头发的颜色。……莱克特在
      囚室呆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他的心仿佛漆黑的地狱,照不进一丝阳光。他立志以一切可能的
      手段,调侃捉弄所有既定的秩序与规范。
      
          小说的惊人之处在于;正是这么一个魔鬼,最后竟逃脱了——他利用一位拜访他的精神
      病研究者一时疏忽忘在他囚室的一支圆珠笔的笔管,暗中花几个月的时间磨出了一把打开手
      铐的钥匙!书写到结尾,“野牛比尔”是叫史达琳给打死了,但莱克特却重新逍遥法外。他
      整了容,化了装,准备前往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史达琳最后终于能够“睡得很沉,很甜”,
      因为“羔羊已经安静了”。然而,既然茫茫人海中还潜隐着莱克特这样的魔鬼,就难保“沉
      默的羔羊”不会再次叫起来。这,也许就是这部小说有别于一般以圆满收束的侦探小说而自
      有其沉甸甸的份量的重要因素吧。
      
          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斯安排了一位美国参议员的女儿作为“野牛比尔”的最后一名受害
      者,这应该说从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批判力度。正如书中通过史达琳的内心活动间
      接提到的那样,要是换了一名普通的女孩儿,还会有喷气式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发了狂一
      样的男人在为她四处奔波吗?答案不言自喻。
      
          作为小说中的主要凶犯和追捕对象,“野牛比尔”是读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他迟迟出
      场,出场后又时现时隐,因而增加了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秘及恐怖色彩。“野牛比尔”是他的
      绰号,真名为詹姆·伽姆,与那个最先得此绰号的美国陆军侦察兵科迪无关;科迪善捕野
      牛,将牛肉供修筑太平洋大铁路的工人食用,詹姆·伽姆则专捕年轻女子并剥取她们的皮以
      做成他理想中的各式女装。这是一个彻底沉浸于自己邪恶世界的易性癖者。伽姆有一个不幸
      的童年。他的母亲是个美女(他的父亲不知道是谁),但在“萨克拉门托小姐”的选美比赛
      中未能如愿,嗣后酗酒而一发不能自拔。伽姆两岁即被送到别人家寄养。寄养人家的条件不
      能令人满意,所以十岁时伽姆被他的祖父母接了回去,两年后,他将祖父母杀了。他被送进
      职业少教所,在那里学习并爱上了缝纫。后来少教所关门,伽姆也就自动浪迹到了社会上,
      先后在餐馆、古玩店、皮装公司干过,最后到一位名叫李普曼太太的裁缝师手下干活。老太
      太一死,伽姆便继承了她的一切——巨大的房产及一大笔钱。他从此不再为别人干活,一心
      一意四处物色他理想中的女子,弄回家,投入土牢像牲口一样养着,几天后宰杀,不理想就
      抛掉,再捉一个回来。他起先也吃药打针穿女装,可除了嗓音变得有几分怪异外,效果很不
      理想。他看到自己那对只是稍稍隆起的乳房就丧气。他申请做变性手术,但因为其少年时的
      犯罪记录遭到医疗中心的拒绝。他因此只好自己动手来圆他的梦,用真人真皮做一件“带奶
      子的女式背心”。前面的几个胖女孩儿都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凯瑟琳“这件货”是最理想的
      材料。他每次都是以异样的兴奋与激动投入到他的“工作”中去的,而拿凯瑟琳开刀之前,
      他更是有一种不可名状的难以遏制的创作冲动。读到这儿,我们的心几乎被提到了嗓子眼
      上。当然,伽姆并没有成功,这个专“靠他人眼泪活着的东西”最终倒在了史达琳的枪下,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小说的语言颇口语化,说不上精彩,但十分生动。由此看来,一部并不以思想性、艺术
      性见长的文学作品,其可读性就是其能否流传的决定因素了,而能否塑造出几个有独特个性
      的丰满的人物形象,又决定了该作品能否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而久远的记忆。在这一点上,
      (沉默的羔羊)倒是给流行小说的创作家们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杨昊成
      
          一九九七年岁末于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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