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了的外科医生           
    
                
              1995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在奎达(Quetta)的塞雷纳饭店(Serena  Hotel)优
          雅的大厅内一张桌子前围坐聊天。我和莱斯利·霍维茨(Leslie  Horvitz),还有两位
          年轻的外科医生杰米尔汗(JamiI  Khan)和沙菲克·雷曼(Shafiz  Rehman),乔因患
          流感,发高烧,在旅馆中自己房里躺着休息。杰米尔汗和沙菲克都住在奎达行医。奎达是
          巴基斯坦北方惮路支省的主要城市,临近阿富汗和伊朗边界。惮路支省主活贫困,人烟稀
          少,我们来此是为了了解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这两位外科医生很熟悉这种病,他们险
          些死于该病,是我帮助他们死里逃生的。
          
              30多岁的杰米尔汗有着一张友善的圆脸和一双聪慧的眼睛,他用大陆特别的带韵律的
          英语平静而清晰地向我们讲述整个故事。
          
              “那是去年12月5日的事。我正坐在房间里,突然接到巴基斯坦电台附近一家医院
          打来的急诊电话,说一个病人严重腹痛并吐血,让我赶快过去。等我到了医院,检查了病
          人,不得不请来肠胃科的医生会诊,他说得照胃镜才能查出吐血原因。
          
              第二天下午,才给病人照了胃镜。因为上午我们都忙于正常值班工作。晚上我在门诊
          坐班。他们通知我去给病人手术,因为他们诊断那病人是胃溃疡吐血。
          
              “晚上11点,手术开始了。由于害怕病人大出血,所以我们准备了五六个单位的血
          浆。沙菲克医生作我的手术助手。其他还有手术室工作人员。”
          
              这时,沙菲克医生不安地在椅于上移动了一下身子。他比杰米尔汗年轻几岁,身材高
          大,英俊滞洒。杰米尔汗继续说道:“当我一打开他的肚皮,就发现腔内所有内脏都在渗
          血,尽管我采用了透热疗法等种种手段,还是无法止血。我们猜想病人也许服用了某种止
          痛药,严重腐蚀了胃壁,因为血不停地渗出,不可能是胃溃疡。”
          
              我毫不吃惊,因为在塞拉利昂,在拉瓦尔品第,在南非,在迪拜,以及中国都听说过
          这样的事情。最近在扎伊尔的基奎特(Kikwit)就有外科医生因手术而被感染,也是出血
          不止,得的是埃波拉病。而杰米尔汗所说的病人患的则不是埃波拉,尽管症状很像。他接
          着说道:“为了止血,我们不得不摘除他的胃。当我试着将胃取出时,不小心碰破了脆弱
          的脾脏,只好也将它摘除。它已经肿了,肝脏也肿了,呈暗红色,失去了正常肝脏的亮红
          光泽。整个手术花了两个半钟头,真是场艰难的战斗,沙菲克被沾满病人鲜血的针头扎破
          了手指,我的手套也多次弄破。终于在凌晨两点钟,我们把病人推回了病房,离开了医
          院。
          
              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望病人。他神志清醒并能讲话,但血压仍很低。等我下午三点再
          去看他时,他的哥哥说他已经死了,年仅四十六七岁,锡比(Sibi)人。
          
              “我仔细回想整个手术。有件事情提醒了我,当麻醉师把导管插入病人鼻腔时,鼻子
          开始出血,麻醉师无法止血,只好堵住鼻子。当时他说这到底是什么病,怎么鼻于出血会
          止不住,而且还发烧。他也害怕了,认为病人出血不止一定有什么问题。此外,病人还发
          烧。”
          
              听到这里,我感到不寒而栗。一切都吻合了。这是一种流行于惮路支的严重的病毒出
          血热病,症状为高烧,出血不止,血压过低,肝脾肿大,吐血并伴有腹痛。病人通常被误
          诊为急性肠胃病,然后推进手术室,折腾得到处是血,到处是病毒。
          
              这时,杰米尔汗转向沙菲克说:“术后第五天,星期五的上午,沙菲克太太打电话告
          诉我他发高烧,头痛并已全身酸痛,让我过去看一下。见到他后,我开玩笑说,怎么了,
          是不是得了疟疾或类似疟疾的病?我陪了他两三个小时,他的几个亲戚也来探望他,而他
          则遍身疼痛得直流眼泪。
          
              他不时向我诉苦,而我直嘲笑他。他说这不是发烧痛,而是死亡阵痛,我快死了。他
          很喜欢吃一种美味甜肉,说临死前最后的愿望就是吃上一口,并让他兄弟去集市买一点。
          
              说到这,两人忍不住笑了。
          
              沙菲克找了一个奎达医学院的医药教授来诊断,而我则回到医院工作。第二天,这个
          教授对我说沙菲克整夜发烧并全身疼痛,可能得了伤寒。他给他服了阿莫西亚。但紧接着
          沙菲克又开始下痢,只好打点滴补充水份。
          
              我找到了给那位病人用内窥镜检查的医生,向他讲述了病人没有溃疡却出血不止的情
          况,我说和我一起手术的朋友病了。让人担心。于是他和我一起看望了沙菲克,他复诊以
          为是疟疾。
          
              这时,我打断了他。
          
              “你已将沙菲克的发病与那位病人联系在一起了吗?”
          
              杰米尔汗摇摇头:“没有。我们根本设想到这一半点。”
          
              我让他接着往下讲。但暗中奇怪。他们应该知道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因为已有两名
          巴基斯坦医生死于此病,而第二个医生曾是杰米尔汗的好友。
          
              杰米尔汗继续说道:“就在沙菲克发病的第二天下午。我外出巡诊,突然感到身体发
          痛,回到诊所一量体温,华氏1O2度(摄氏39度)。当时两个病人已经预约了手术,于
          是我只好通知麻醉师只做一个,另一个晚上再说。”
          
              做第一个手术时,我因发热而浑身颤抖,一做完手术,我就回家睡觉,并让我兄弟晚
          上叫醒我。但晚上我去诊所还是晚了,吃了点止痛药,感觉好些。我打电话叫来了一个同
          事,对他说自己对这个胆囊结肠造口手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等他到达时,我正开始消
          毒,于是他在一旁作我的助手。但我实在无法忍受身体的巨痛。简直站立下稳,只好离开
          手术台让同事继续手术。躺在休息室里,我痛得直落泪,真的落泪了。
          
              我问道:“那时你就设想到你和沙菲克患同样的病?”
          
              “没有。尽管我们知道事情不对劲,但并没有多想。手术结束后,我发现自己已无力
          开车回家,于是打电话叫我兄弟接我回家。临走前,我请同事给我看了一下。他问我哪儿
          痛,我说背肌痛。他给我按摩了一下,安慰我说很快就会好的,回家休息一下吧。”
          
              “第二天,病情仍没好转。我让同事抽血化验,发现我的血小板数目很低,沙菲克也
          一样。完了,我们一定是得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了。”
          
              “我们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我的一个好朋友,比我高一年级,就是在奎达给病人作手
          术感染了这种疾病而死的。那是1987年的事,现在已是1994年,但我仍记忆犹新,历历
          在目。”
          
              “当时我在卡拉奇工作,我的这位朋友死前三天才和奎达的一位女医生订婚。我也在
          做这次手术前三个月才订婚,我对沙菲克说相同的厄运轮到我头上了。”
          
              “我朋友的故事后来上了报纸。我早就知道了。他在订婚前一天,跑来找我,说他发
          烧了,脉搏每分钟一百二十下。我替他诊了一次脉搏,确是如此。他说几天前在奎达给一
          个病人开刀。而这个病人第二天就死了。他邀请我参加明天的订婚仪式。我去了。仪式
          上,我的朋友尽管看起来光彩照人,但仍在发烧。仪式一结束,我们就把他送到了阿格汗
          大学医院的急诊室,医生给他开了处方(后来还刊登在报纸和医学新闻上。)不过是止痛
          片剂之类的药物,并送他去做调光胸透。胸透一完,他就倒下了。没人想到他已危在已
          夕。”
          
              我边听边摇头。正确的临床诊断离不开病史查询。这样的悲剧在芝加哥、中东、巴基
          斯坦,和非洲大陆及其他地方不断上演。令人惊讶的是当地医药界居然对在伊斯兰堡感染
          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外科医生的遭遇一无所知。后来这一事例终于公布于世了。
          
              杰米尔汗接着说:“第二天,我清楚地记得那是4月1号愚人节,我呆在家里准备参
          加4月4日的外科助学金考试。同事跑来告诉我说我的朋友死了。我还以为是愚人节这同
          事跟我开玩笑。两天前他还好好的。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仍无法相信,直到来到他家,才知
          道他已经被下葬了,死于大出血,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杀了他。
          
              “病中,我那位朋友的悲剧在我脑海中挥之下去。我意识到我和沙菲克都将死去。我
          向我的教授说了我们染上了克里米亚刚果热病。我们的血小板很低,且高烧不退。我告诉
          沙菲克明天转往阿格汗医院去,因为那里有血小板输血,而奎达没有。另外,那里可能有
          人对这种疾病有所了解。我回到家,跟父亲说明情况,他是一个退休了的副校长,为了防
          止发生意外,我和沙菲克当晚仍住回医院,准备第二天一早转往卡拉奇。我打电话给阿格
          汗医脖的一位好友沙希德·琅维斯医生(Dr,ShPervez)请他为我们安排往院,以便我们
          到后能立即得到治疗。而不把时间耽误在急诊室里。他答应一定办到。”
          
              “那天晚上很难熬。我和沙菲克担惊受怕难以入眠。我昏睡后突然惊醒,感到呼吸艰
          难。我让看护我的兄弟给我量血压。高压90,低压60。他立即冲出去找我的教授。凌晨
          四点钟,我的教授连同一位医生赶到了,给我打了点滴,我的血压才慢慢地回升。”
          
              “第二大早晨,报纸登出了两位医生感染入院的消息,报纸就爱干这种事。结果从早
          晨7点开始,就有医护人员及朋友前来探视我们,络绎不绝足有五六百人。我和沙菲克白
          血球很低,接触这么多人难免传染什么,于是我们要了两个防护面罩戴上。
          
              噢!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在呵格汗医院病房见到他们时都戴着面罩。我门不知道他
          们在奎达时有那么多人探视。现在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在阿格汗医院,除了医护人
          员,我们严格控制个让人出入病房。
          
              杰米尔汗转向我说:“剩下的事情您就很清楚了。”但我仍让他讲下去。
          
              “当天下午我们乘坐巴基斯坦国航的班机从奎达飞到卡拉奇,机场已有两三辆救护车
          等待在那里。一辆是沙希德医生要来的。沙希德医生与我的妹夫都来了,另一辆车是沙菲
          克医生的内兄要来的。他是邻队上的少将旅长。也来了解情况了。
          
              “晚上7点、我门住进了医院。值班医生做了常规检查,顾问医生没有出现。”
          
              “第二天早晨,顾问医生来了,我告诉他我们可能得了克里米业刚果出血热,但他
          似乎并不在意。谁相信我们会得这种病呢?他说让我们做尿液培养,化验喉咙与血液。并
          怀疑我们感染某种细菌或病毒,但不严重。我再次找来沙希德医生,告诉他那个顾问医生
          不明就里,拜托他务必思想办法,否则我们定死无疑,于是他向克舍德教授(Professor
          Khurshi)谈了我们的情况。克舍德教授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找到了费希尔一霍克
          医生。”
          
              那一天的情景令我无法忘怀。当时我正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写作,克舍德教授和沙
          希德医生冲了进来,向我讲述了杰米尔汗与沙菲克的情况。当我得知他们开刀的经过及过
          低的血小板时,我抱着头说:“那就是克里米亚刚果热!”
          
              我赶到了病房。记录病史时,乔走了进来。我们都认识到病情是多么危急。因为他们
          持续高烧,血液状况不良,而且身上出现了紫色瘀斑,这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特征,
          根据我们对这种病的了解,他们可能会死。
          
              病房里挤满了闲杂人,他们绝不应呆在这里。我们连忙采取措施进行隔离,并让杰米
          尔汗的妹夫守住房门。除了医护人员,其他任何人不得入内。然后我们向人们解释隔离的
          重要性。我们必须雷厉风行。因为这是全巴基斯坦最好的医院,如果因隔离措施不利出现
          差错,让报纸在头版刊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造成阿格汗医院数人死亡”的消息,会
          轰动一时,对医院来说将是可怕的灾难。
          
              但人们对安全的必要不甚理解,或漠不在意实在可悲。你无法让前者遵守警告,而后
          者却闻风而去,拒绝照看病人。阿格汗的护士们表现出色,他们既不恐慌也不袖手旁观,
          而是遵循我们的指导。这一点甚至比医生强。有些医生什么也不听。
          
              我和乔最忧虑的是我们见到这两个外科医生时.他们已病了四五天了。在南非行医的
          经验告诉我们,雷巴抗病毒素对这种病有疗效,但早期用药疗效最好。从杰米尔汗和沙菲
          克的情况看,静脉注射雷已抗病毒素也许还有希望。
          
              杰米尔汗继续说:“费希尔.贺克博士和麦克科定密克博士及医院的医药指导米尔扎
          医生(Dr。  MirzA)来视诊时,我把整个染病经历都详细说了。当费希尔博士说:‘你
          们肯定染上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时,我如释重负,至少有人诊断出我们到底害了什么
          病。现在当务之急是弄到雷巴抗病毒素。但这种药的注射剂在巴基斯坦没有,能找到的只
          有胶囊。费希尔博士火速派人找来,立即给我们服用。”
          
              我对他们说无论如何要每6小时服用一次药,如果无法吞咽,我们会用注射剂。与此
          同时,我们询问了全国的医疗机构,但一无所获。我们又试了试新加坡和欧洲,猜想他们
          那儿可能有,仍毫无收获。
          
              杰米尔汗说:“费希尔博士说,如果能弄到注射剂,他们还有存活的希望,但对胶囊
          却不敢保证,他们可能会死,但必须一试。等找到注射剂就马上换过来,我妹夫联系了美
          国雷巴抗病毒素生产厂,让他们寄一些过来。等四五天后药运到时,我们已经见好了。当
          我问妹夫费希尔博士对他说些什么时,他并没讲实话,只叫我们不必担心,等我康复了,
          他才说连费希尔博士当时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下来。”
          
              即使只服用胶囊,两个病人仍恢复得不错。但另一件事情又让我们不安。奎达医院一
          位清洁工在清洗了那次手术后留下的沾满血迹的手术衣后,生病歇在家里,我马上想到了
          在尼日利亚的阿巴城,一次手术后,一个实习护士清洗手术室布帘时染上了病,做手术的
          两个外科医生死亡。
          
              我们立即打电话给奎达医院,院长亲自找到了那名清洁工,同他乘机飞到卡拉奇,让
          他住进了阿格汗医院,安排在那两位外科医生对面的病房里。当我给他检查时,发现他居
          然跟另外一个病人住在一起,我立即进行了隔离。
          
              不必询问病史,我一看就知道他染上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他已开始便血了,身上
          显出大块瘀斑----紫色的皮下渗血。我们立即给他服用了雷巴抗病毒素。
          
              幸好我们及时地发现了他,用药后效果不错。病一好,他就离开了奎达医院,发誓再
          也不回这个危险的地方工作。不过,后来我们听说他又回到了那里,干着老本行。
          
              杰米尔汗说:“我们能活过来简直不可思议。当时我们不仅出血,皮肤坏损,而且腹
          部与手臂都出现斑点。我们不敢上厕所,害怕便血导致大量失血死亡,也不敢刮胡子,连
          刷牙都害怕出血。足足两三天,我完全丧失了意识。我妹夫不时从深睡中把我弄醒,看我
          是否活着。当我发现脉搏每分钟只有五六十次时,我让医生给我做心电图。因为病毒可能
          会侵染心肌。我看到尿液变黄,担心并发黄疽。但费希尔博士安慰我们说因为没喝水所以
          尿液发黄。又一天我感到下腹疼痛,想起了那个死去的病人肿大发暗的肝脏,我们的肝也
          可能和他的一样。”
          
              “七八天后,疼痛感消失了。费希尔博士身着便服走进病房。没穿白大褂,也没戴口
          罩。她同我们握手道喜,说:‘你们已经康复了,可以出院了。’不过要继续服用雷巴抗
          病毒素,并休息六周。那六周里,我们即使与朋友们坐上一小时也会感到疲惫。六周后,
          我们彻底康复了。并返回医院工作。回到家,我妈妈奇怪地问:“你去哪儿了,在医院忙
          了这么多天不回家。快好好休息吧。”许多人都劝我不要去门诊,不要去私人医院工作。
          但我身体好了,没问题。我们都瘦了许多,所以一回家就不停地吃,有时7天吃五六
          顿。”
          
              “两个半月后,我结婚了。也许我不应该此时结婚,因为可能会传染给我大太塞玛。
          不过费希尔博士说这没问题。”
          
              “在阿格汗医院的那七天如同恶梦,我那位死去的朋友的不幸时时索绕在心。”
          
              整个谈话过程中,沙菲克医生一直沉默不语。我们请他谈谈,他说:“杰米尔汗讲出
          了一切。不过我比他更消沉。我的妻子也非常抑郁。杰米尔汗当时还没结婚,而我已结了
          婚,有三个孩子。如果我死了,他们怎么办呢?准来照顾他门?从一开始我就无法不想这
          些问题。”
          
              已过午夜。我们也像深夜一样沉默无语。然后互道珍重,各自回房睡觉去了。
    
    
黄金书屋扫校

下一节 回目录